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购置款抵押权的竞存对抗规则研究

满足《民法典》第416条要件的购置款抵押权可以对抗公示在先的固定担保权,此种处理模式虽使外部债权人负担一定审查成本,但总体上符合利益衡量视角下的比例原则。《民法典》在浮动抵押领域中采取“登记主义”的立场,与“超级优先权规则”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协调。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存时,后者始终处于优先受偿顺位。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可准用超级优先权规则,但应作必要限制。购置款抵押权人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民法典》未明文确立担保权收益延伸规则,但在理论层面上仍尚有将其纳入现行法体系的解释空间,且民事主体可在商业实践中通过意思自治达致类似效果。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促进共同富裕视角下完善工资分配政策研究 ——以坚持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为前提

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中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在梳理分析我国工资分配制度政 策的现状及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工资分配领域仍待解决的 4 个突出问题，包括劳动报酬的比重在一 段时期出现下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的相比依然不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区域差距还比较大， 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需要进一步缩小。研究认为，完善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机制，要坚持改革与发 展相结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研究建议：推动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实现劳动生产 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决定和合理调整机制。     

193例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患者中医证候研究

目的 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persistent postural-perceptual dizziness，PPPD）的中医证候特点。方法 采集193例PPPD病例症状、舌象、脉象，将每一症状、舌象、脉象作为一个统计变量，“有”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计算四诊信息的频数和频率，运用因子分析对高频症状、舌象及脉象进行非线性降维并提取公因子，得出病性、病位证素及中医证型并加以总结分析。结果 频率排名前3位症状的依次为头晕（90.67%）、心烦（54.40%）、倦怠乏力（51.30%），舌象中舌质频率最高者为舌质暗红（22.28%），舌苔频率最高者为白苔（31.09%），脉象频率最高者为滑脉（41.97%）。利用因子分析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4.798%。整合相同的证素，共得到5个病性证素，依次是气滞（71.50%）、阴虚（24.35%）、血虚（22.28%）、气虚（17.10%）、痰湿（15.03%）；5个病位证素，依次是肝（93.26%）、肾（24.35%）、脾（16.58%）、心（0.52%）；6个中医证型，依次是肝郁气滞证（56.48%）、肝肾阴虚证（21.76%）、肝郁脾虚证（15.03%）、肾阴虚证（2.59%）、脾肾阴虚证（1.55%）、气血两虚证（0.52%）。结论 PPPD的病性证素以气滞为主，病位证素以肝为主，中医证型以肝郁气滞证为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理论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制度支撑、规范的运作机制、具体的程序设计,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既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色,也彰显了具体民主形式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制度与实践的平衡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生活向往的需要,有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积极推进。